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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半前，由中國倡議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正式開業。截至目前，亞投行成員數由成立之初的57個增至86個，參與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數達到26個，涉及十多個國家，貸款總額超過45億美元。更有意義的是，亞投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界證明——亞投行并非是中國的亞投行。
在近期復旦大學舉行的“上海論壇”期間，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了亞投行副行長安周奇（Joachimvon Amsberg），其職責包括監督銀行戰略議程的落實、為銀行制訂投資組合運營政策等。他此前擔任世界銀行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副行長。
“現在亞投行已經有了近2年半的記錄，是一個真正能遵循最高項目標準、精簡高效確保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的多邊開發性銀行，而不是起初如部分臆測所描述的是一個中國控制的銀行，朋友圈擴大至86個也證明了亞投行的信用。” 安周奇對記者表示。
他也表示，未來的項目投資將側重三大方面：首先，項目將聚焦清潔能源、可持續性城市、城市公路等；其次是實現跨國及跨區域聯通，包括中亞和東盟等地區；第三大重點是吸引私營部門融資，“如何設計一個結構，涵蓋一籃子項目，且國別不同，風險和融資成本可控，以此來吸引養老基金、保險機構等長期資本投資。”他告訴記者。
兩年半批準26個項目
歷時27個月，亞投行于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宣告開業，成為全球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其總部設在北京，成立的宗旨是促進亞洲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并且加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合作。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包括域內37國和域外20國。
“兩年多來亞投行批準了26個項目，規模有大有小，且項目涵蓋范圍廣泛，包括交通、能源、可持續城市。”安周奇特別提及了緬甸的能源項目，2016年亞投行貸款2000萬美元，批準了在緬甸曼德勒地區的敏建項目，即在湄公河流域興建、運營一座225兆瓦的綠地燃氣輪機聯合循環電廠項目。該項目由亞投行、國際金融公司（IFC）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注資。
亞投行的項目也堅持采用最高標準。由于是聯合投資項目，亞投行采用IFC的環境社會標準和政策。鑒于項目的龐大規模、復雜性以及巨大的環境風險與影響，IFC將其列為A類項目。對在農村地區擴展工業活動的關切包括對空氣質量的累積影響，移徙建筑工人的涌入，相關社區面臨的健康與安全風險，以及河水管道沿線沒有土地所有權或求償權的5至10戶家庭的搬遷問題。作為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程序的組成部分，共舉行了三輪地方利益攸關方磋商，包括就業、可及性、地表和地下水的質量、用電、氣體排放及其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噪音問題。
“這也是亞投行創造的一個先例，即將資金引入基礎設施項目，而且是像緬甸這樣具有挑戰性的市場。”安周奇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北京“煤改氣”、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印度古吉拉特邦農村公路項目等等，都是經過亞投行的融資項目亮點。
盡管由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的項目時至今日只有一個在中國。亞投行于2017年12月11日宣布，將投資2.5億美元于首個在華項目，幫助北京燃氣集團推進總額約7.5億美元的北京市農村“煤改氣”項目。同年7月初，這一項目的概念評估完成，8月完成了長達65頁的環境和社會管理計劃報告。隨后的11月6日，銀行工作人員完成該項目終評，12月8日提交亞投行董事會討論通過。其他融資方包括：北京市政府（2.28億美元）、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3000萬美元）、北京燃氣集團（2.53億美元）。這也是亞投行首次與來自中國的基金合作。
未來投資聚焦三大重點
與剛籌辦時的高調不同，近一年來亞投行頗有臥薪嘗膽之勢。“比起講故事，我們更希望把項目落實，未來亞投行的項目投資主要會關注三大重點。”安周奇告訴記者。
他表示，首先是持續聚焦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領域和可持續城市，例如城市鐵路。早在2016年8月13日，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紹爾果德至哈內瓦爾段項目就正式開工，這也是亞投行首批投資項目之一，旨在為當地建設一條全長64公里，雙向四車道的瀝青混凝土路面高速公路。項目全面建成后，將成為巴基斯坦南北交通運輸走廊組成部分，并將有效縮短首都伊斯蘭堡、費薩拉巴德和木爾坦等城市之間的行車時間，有助于加強旁遮普省南部與巴基斯坦其他地區的互聯互通，完善巴南北向高速公路網絡。
其次，亞投行更加聚焦的是跨境互聯互通。亞投行行長金立群此前提及，在銀行成立的頭一個年頭里，就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緬甸、阿曼、阿塞拜疆等７個亞洲國家的９個項目提供了17.3億美元貸款，撬動公共和私營部門資金125億美元，這對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安周奇也告訴記者，進一步吸引私營部門投資將是下一個重點。亞投行總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包括200億美元實繳資本（paid-in capital）和800億美元待繳資本（callable capital）。“目前我們所有的項目融資動用的都是200億美元實繳資本，雖然并不缺資金，但考慮到可持續性，亞投行未來一是要吸引私營部門融資，二是可以發債，此前亞投行已經獲得了穆迪、惠譽和標普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
“例如養老基金、保險機構，其對亞投行的項目非常感興趣，這些長期投資者需要的是穩定的現金流，這也是基建項目可以做到的。目前的關鍵在于找到風險可控的項目，并將一些國別不同的項目組成一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吸引私營部門資金。”安周奇稱。
他也提及，亞投行是準商業運行，條件比商業銀行優惠，不追求盈利極大化，但必須實現財務可持續性，這樣才能長期提供更多項目融資。此外，亞投行沒有分一類國家和二類國家，傳統多邊開發銀行的一類國家是捐款國家、二類國家是借款國家。在亞投行，所有成員的項目都可以開發，但是發達國家一般不會借款。
確保運營精簡高效
從游說各國加入到章程談判，各國對亞投行提出的“精簡、廉潔、綠色”的核心價值理念，以及“對腐敗零容忍”的宣言始終印象深刻。
安周奇對記者稱，“如果非要說一個挑戰，那就是隨著亞投行成員不斷壯大、項目越來越多，如何維持銀行運營的精簡和高效。”其實，如IMF、世界銀行等老牌多邊機構都面臨這一問題。
“目前亞投行工作人員不到200人，未來計劃擴大到500人左右，但我們絕對不會很快就擴張到1000人，我們需要聚焦客戶的訴求、保證股東的利益，而不是一味拓展領域、消耗資本金，例如研究和政策咨詢等領域就可以與其他智庫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他稱。
當然，除了運營方面，亞投行在治理結構上已經突出了精簡和高效的特點。亞投行管理架構方面，吸取了ADB和世界銀行的經驗，比較大的區別在于不設常駐董事。董事會重在制定政策、決策重大事項，管理層重在政策執行，而常駐董事兼顧兩端，多被認為容易造成效率低下。
“董事會和管理層要做到職責清晰，兩者間應該有嚴格的界限，這樣才能更有效率。另外，銀行的運營將貫徹‘透明、公開、負責、獨立’的原則，確保董事會行使監督職責。”金立群此前表示。
不可忽視的亮點在于，亞投行是對于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大創新，“其治理結構更能反映新興市場的訴求，突出多邊合作其實是可以由新興市場來引領的，而不一定需要G7牽頭，事實也證明現在的治理模式非常高效。” 安周奇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