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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去年4月27日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業內統稱“資管新規”）已滿一周年。一年來，在強監管下，銀行的表內外非標投資面臨較大的調整壓力。近日，一則“某大行重啟千億非標業務”消息傳來，引起業內頗多關注。
《中國經營報》記者向多位業內人士了解到，目前中小銀行開展非標業務“心有余而力不足”，雖然非標業務能給銀行帶來更多的中間收入，然而受限于規模、投資地域要求，中小銀行很難施展。作為“影子銀行”的主要表現形式，非標業務在監管的整治下發展收斂。
中小銀行投資非標“約束多”
2018年4月27日資管新規正式落地。同年7月，《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出臺，兩份文件都對銀行投資非標業務作出詳細規定。
近日，一則“某大行重啟千億非標業務”消息引起資管市場關注。這傳達了什么信號？記者從業內人士處了解到，有些大行一直在投非標，但是規模較小。“我們大行前陣子搞表內去了，現在才有功夫投非標。” 一位資深人士告訴記者。
上海某信托業務部總經理向記者分析，大行投資非標更有優勢，因為大行資產規模大，在一定比例限制下，其用于投資非標的絕對額度高。“資管新規并不是不讓做非標，而是更嚴格、更規范開展非標業務。之前大行投資非標積極性不高，市場上做非標的主要是農商行資金；如果此次大行資金有望放閘流入，非標市場又會活躍起來。”
記者了解到，資管新規出臺后，部分銀行已開始壓縮非標業務規模，并同步進行存續非標轉標。“我行基本不開展非標業務了，至于存量非標規模所剩不多，基本都在過渡期（2020年底）截止前到期，這部分將按照監管要求匹配期限對接。目前基本做一些標準化債券投資。”某上市農商行資管人士如是說，“不過，非標轉標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障礙主要是非標資產和產品的對接。”
除了非標轉表產品對接的壓力之外，非標轉表內也會大幅消耗銀行的資本，加劇銀行資本補充壓力。西部某農商行業務人士向記者感慨道：“想投非標很難找到合適的資產。每個地方的監管不一樣，但基本都是線下資金不能出省。對于我行來講，做外地的項目主要涉及授信，較難在行內過會。”
盡管如此，銀行方面投資非標的積極性保持高漲。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李奇霖分析指出，銀行參與非標資管業務主要可以歸為四方面，一是減少資本占用，一些銀行通過非標資產投資實現科目騰挪，降低風險權重，可實現減少資本占用；二是繞過信貸行業約束，銀行借助通道，以非標形式向受限制行業的輸血；三是規避信貸額度控制，當表內信貸額度不足時，銀行可通過投資非標滿足客戶融資需求；四是實現較高的收益，銀行投資非標業務可擴大中間業務收入。
非標投資謹慎
銀保監會此前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銀行保本和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合計32萬億元，同比增加2.5萬億元，增長8.5%。其中，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22萬億元，與2017年末基本持平；理財資金主要投向債券、存款、貨幣市場工具等標準化資產，占比約為70%。
此前，非標業務由于形式多樣化，通過采用多層嵌套的交易結構形式，并與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結合應用，使得大量銀行資金繞道流入受限制行業并不利于監管。資管新規及相應配套文件的出臺后，“野蠻生長”的非標業務呈現收縮，銀行投資非標更加謹慎。
“值得注意的是，監管方面整治非標業務并非禁止而是規范。” 金融監管研究院資管部總經理周毅欽強調，影子銀行中對于實體經濟的支持以及對民營、小微企業的輸血功能是有目共睹的。“因為監管對于影子銀行的監測有了非常好的系統支持和監控手段，對于影子銀行的整體調控將較以往更加得心應手。”
從當前的社融數據來看，非標特別是信托貸款方面的反彈比較有力。“3月社融數據顯示，新增社融2.86萬億元，信貸1.68萬億元，均超出市場最樂觀的預期值，也是5年來同期的最佳表現，存量社融增速大幅回升至10.7%。”李奇霖指出，非標的兩項分化嚴重，委托貸款增長-1000億元，與之前相比，基本沒有改善，短期內可能也難有大的起色，除非信用進一步寬松，使實體的流動非常充裕，企業經營出現明顯好轉；信托貸款530億元，創12個月以來新高，主要和現在銀行理財、貨基、債基等低風險偏好的資管產品收益率較低，信托收益率優勢明顯，零售端顯著發力有關系。
周毅欽認為，監管對于影子銀行的態度在邊際上是放松的，比如，央行此前提出“規范”而不是“限制”影子銀行。
從外部來看，監管態度放松將有利于銀行加大非標投資；但從銀行自身分析，在做非標投資時還需克服障礙。周毅欽認為：“主要障礙一是要解決過往非標期限和產品期限嚴重錯配的問題，二是在此前去杠桿過程中暴露出來一些高杠桿企業、去化周期長的企業、高度依賴影子銀行體系輸血的企業出現違約的情況，銀行在非標投資上應更加嚴格項目審批和授信審批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