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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十年有余，但時至今日，是否完全走出了危機的陰影尚有爭論。市場受到深刻教訓的同時也引發討論：金融的功能是什么？基本的共識是——金融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不能成為復雜的金融工程游戲，進而淪為龐氏騙局的工具。
然而實現這樣的功能并非易事，世界各國正在艱難地探索以完善金融市場的職能。就中國而言，當前存在一定的經濟下行壓力，風險集中在金融、地方債和房地產三大領域，而實際上后兩者也和金融息息相關。
金融如何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如何破解金融支持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的難題？這些問題在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中主題為金融“突圍”的分論壇上也引發廣泛討論。
實體經濟是金融之源
實體經濟是金融之源，金融風險是實體經濟中風險的折射。資金脫實向虛在金融系統內空轉的主要原因是實業的回報率過低、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等原因。預算軟約束的企業不斷獲得巨額授信、貸款，并以借舊還新的方式續貸；而另一方面許多中小企業陷入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經歷過多次金融危機的安聯保險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奧利弗·貝特表示，首先，很多問題產生的源頭都是一樣的，如資本金不夠但是杠桿率過高、資本透明度不夠等，可以從金融危機中觀察別人犯過的錯誤并且避免犯相同的錯誤。其次，金融模型無論多好都無法真正還原實體經濟，高杠桿率背后意味著流動性危機，而銀行系統關注資本金，往往對于流動性壓力的關注不夠。
厚樸投資合伙人、聯席董事長張紅力表示，大家都從金融危機的教訓中有所收獲，但是可以看到國際上金融風險又在逐漸累積。中國的金融需要繼續發展，未來會從直接融資向間接融資轉變。
談及美國經濟，美國全國商會常務副會長兼國際事務總裁薄邁倫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稅改降低了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但想要實現包容性的發展，必須確保稅收政策和監管政策能服務于整個實體經濟，而不僅僅是實體經濟中的某個部分。他認為，發展實體經濟必須讓銀行業成為值得信賴的發動機，這是銀行業的責任。同時，如對沖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等非銀金融機構也肩負了相同的責任。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嘉賢認為，銀行業一直是經濟的火車頭。中國臺灣的銀行對中小企業提供信用保證基金，45年以來一共幫助了40萬家中小企業。“這些企業里面有2762家后來發展超越了中小企業的規模。”
然而，近年來臺灣中小企業活力不足的問題凸顯，陳嘉賢分析其基本原因是人口增速的降低。“1960年臺灣人口是1085萬，新生兒數量是42萬，到了2018年，臺灣人口是2359萬，可是新生兒數量只有18萬。一增一減出生率就差了5倍，人口數量影響了中小企業的活力。”
光大集團董事長李曉鵬談到近40年金融行業職業生涯的體驗時，第一個體會是“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就是不管怎么改變，金融服務的本質不能變；金融作為信用中介的功能不會變；把金融風險控制放在首位不能變；金融業的基本道德不能變。
李曉鵬認為，實體創新步伐還需加快，實業回報過低，導致不能夠完全覆蓋融資成本。也正因如此，有一些金融機構在尋找投資項目中出現一些困難，出現了資產荒、項目荒等問題。李小鵬稱，要大力推進工業革命、技術創新，要培養中國的大國重器。
借鑒全球案例“輸血”小微企業
意大利經濟與財政部部長喬瓦尼·特里亞認為，在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的當下，企業獲得更多投資機會的同時，也伴隨著投資風險。顯然，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然而小微企業融資難卻是世界性的問題。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表示，小微企業跟銀行之間存在幾個不對稱，除去風險不對稱、成本的不對稱，還有資產的不對稱：大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時每一筆都需要承擔很大的成本，且小微企業貸款沒有抵押，一旦破產由銀行埋單。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有5700萬小微企業，倘若它們得不到融資，實體經濟的發展何去何從？朱民用幾個例子論證了解決方法和其可行性。
第一個例子是德國模式。德國有大量的中小企業，且“融資友好”。德國的銀行系統由1800多家銀行組成，一共被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是私有銀行，第二層級為公有儲蓄銀行，第三層級由大約1100家成員所有的信用合作社所組成。這些合作社在高度獨立的同時植根于當地社區，正是這些合作社給中小企業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民稱，德國的商業銀行通過這些信用合作社給中小企業貸款，同時服務于政府建立的民間信用體系。“只有在這些信用合作社沒有流動性的時候，政府才出手干預讓大型銀行支持中小企業。”
第二個例子產生于英國。英國是最早實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進行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國家。金融危機以后，大量中小企業遇到了貸款問題，于是政府以少量參股方式，主動參與PPP項目的建設、運營和管理。“由政府提供流動性給PPP，PPP直接貸款給小微企業，做得非常成功。”朱民表示。
朱民認為寬松貨幣政策不利于小微企業貸款。“當流動性轉向金融市場，錢都流向股市，怎么會貸給小微企業呢？”因此朱民認為，寬松流動性不是解決小微企業貸款的辦法。
